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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历史

罗新:高句丽国名臆测

时间:2019/6/29 22:15:48?? 作者:罗新?? 来源:《中华文史论丛》 2013年第1期?? 评论:0
内容摘要:汉魏官方的正式译名是“高句骊”,可是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高句丽”,这个变化的发生,显然是高句丽利用有利的外交时机促成了这个变化。而且北朝中后期出现以高丽替代高句丽的用例,其中最显着的是北魏宣武帝正始年间高句丽使者与宣武帝的对答中,都使用高丽而不是高句丽,虽然在正式的册书中还是称高句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罗新:高句丽国名臆测
学界估定帻沟溇遗址

罗新:高句丽国名臆测


罗新:高句丽国名臆测本网记者在该遗址中采集的陶片


??高句丽国名的语源(etymology)当然是一个难有确解的问题,这里只是在前辈学者揣度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臆测。《三国志》卷三〇《魏书·高句丽传》有如下一段文字:

??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沟溇者,句丽名城也。*

??汉朝授予册封体制下周边政权各类王侯君长封号,要伴以相应的印绶冠服和鼓吹仪仗。上引《高句丽传》所说“鼓吹技人”就是这类仪仗人员,这种人到了高句丽,被高句丽统治者用来“主其名籍”,因为他们熟悉汉朝的文书制度,懂得汉字书写,多少了解一些汉朝的政治技术,这样他们就有点类似古代埃及的“书写人(scribe)”。这些“鼓吹技人”是与印绶冠服一起送到玄菟郡的,由玄菟郡代表汉朝廷正式转交,高句丽理应派人到玄菟郡领取。这可能是西汉的情况。所谓“后稍骄恣,不复诣郡”,大概指两汉之际由于王莽破坏西汉外交政策所引发的疏离甚至敌对态度。这种态度造成高句丽不再派人到玄菟郡,而是在边界上筑城,专门用来领受东汉朝廷依照西汉制度所颁赐的印绶冠服等物。这座城当然不是一座空城,汉朝官员也不会把礼仪物资放在一座空城里就离开,城里一定有高句丽的守城人员,正是他们代表高句丽领取了这些印绶冠服。但对于高句丽来说,这种交接方式也许大大减轻了正式交接时的卑屈色彩。据《高句丽传》,这座城得到了“帻沟溇”的名称。

??《高句丽传》所记的“帻沟溇”一名是非常有趣的材料。据此记载,“沟溇”是高句丽语“城”的意思。*虽然“帻”是汉语,但这里可能已经作为一个借词进入高句丽语,因此,“帻沟溇”是一个高句丽语专名(proper name)的汉文转写(transcription)形式。值得注意的是,《高句丽传》称“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强调的是此名至今(至魏晋时期)仍在使用,而使用者是“胡”。这个“胡”大概是指汉晋之际辽东边境一带的所谓“亡胡”或“降胡”。《三国志》记高句丽“自伯固(即《三国史记》之新大王)时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不久“降胡亦叛伊夷模(即《三国史记》之故国川王)”。*这些胡人可能本是东汉中后期从北匈奴分裂南降而安置于辽东的匈奴部众,其族属、语言则无从考知。*这些胡人叛离高句丽之后,应该是投归公孙康,后又入魏。他们长期在东北边疆,在高句丽和辽东公孙氏政权间摇摆不定,对东北的情形很了解,因此成为西晋时期有关东北的国际政治和地理历史知识的重要提供者。《三国志》有关“帻沟溇”的记载,与这些人的报告有紧密关系。无论“胡”指的是什么人,“帻沟溇”的名称源于高句丽,而为“胡”所接受并报告给了魏晋政府,从而得以进入史书。

??所有研究古高句丽语言的论着,都会引到这条“帻沟溇”的材料。关于古高句丽的语言,近代以来日本、韩国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近年的新成果中,引人瞩目的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杨虎嫩(Juha Yanhunen)教授对高句丽语与古代通古斯语族各语言(Tungusic languages)关系的分析,*以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教授对古高句丽语与古代日本语之间关系的分析。*从他们两人的分歧也可以看出,我们距离清楚地了解高句丽语言属性的目标还很远,但目前在词汇分析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根据白桂思的统计,至少有一百四十个高句丽语词汇的音、义可以说已经被研究者解读出来了。*研究者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利用了《三国史记》中对高句丽地名(toponym)前后变化的记载。近年来全面依据《三国史记》的地名资料研究高句丽语词汇的学者很多,其中特别突出的除了白桂思以外,还有日本的板桥义三教授。*

??回到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上来,在所有过去有关高句丽语言的研究中,《三国志》有关“帻沟溇”的材料都得到了充分的注意和讨论,从而给本文探讨高句丽国名的语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白鸟库吉最早曾以满语中表“国”的gurun来比对“沟溇”,*后来又把“沟溇”拟音为koru,以表“城砦”的蒙古语词汇ora和布里亚特语的kure来比对。*今西龙指出,高句丽五部之一的“桂娄”,高句丽之“句丽”,以及早期高句丽王所居的忽本城之“忽”,可能都是和“沟溇”一样,源于同一个高句丽语词,而且,他还认为朝鲜语中表“州、县”的koul,日语中的“评”(コホリ),可能都与满蒙语中的相关词汇有历史联系。*在白鸟库吉与今西龙的研究思路指引下,日本学者先后多人从语词语音的角度推动这一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如稻叶岩吉、河野六郎、三田村泰助等。*而论证最为深入的是精熟满文文献的今西春秋,他用满文来解释沟溇(golo)和忽(holo),认为这个词本义是水流之地,延伸指水边谷地,进一步延伸用来指女真通古斯人的居住之地,因而具备了“城”的词义。*韩国学者也有多人对“沟溇”进行了出色的研究,比如金芳汉教授。*

??今西龙把高句丽的“句丽”与“沟溇”联系起来,而后来的研究者很少跟进这一思路。*我认为,今西龙的这一联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我们应该根据这一提示进一步研究。也就是说,“句丽”和“沟溇”一样,是对一个高句丽语表示“城”语义的词汇的不同汉文转写(transcription)。这同一个高句丽语词汇还有其他不同的汉文转写形式,比如“桂娄”和“忽”。*《三国志》记早期高句丽的五部(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除桂娄部外,都以“奴”为部(族)单位。这个奴,又音译作那、壤、内等等(汉字“奴”的选择当然是一个特意的行为,显示了书写权力的掌握与文化霸权的关系),与女真语的“纳”(nah)、满语的na、日语的na(如na-ye,地震)有密切的关系,本义是川溪河谷之类的地理单元,引申为社会和政治集团。*惟独桂娄部不以奴名,而以城名,这一方面反映了桂娄部作为王族和统治集团在历史建构方面的特权,*另一方面则强调了作为统治部族的高句丽集团,其历史认同在政治体扩张过程中保持了连续性。

??根据今西龙的观点,“高句丽”是由“高”和“句丽”两个词汇联合组成的一个专名(proper name)。从词组属性来说,“高句丽”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组,“高”是修饰词,“句丽”是被修饰词,这个结构和“帻沟溇”完全一样。而且,至少看起来像“帻沟溇”那样,“高句丽”也是由一个汉语词汇(“高”)和一个高句丽语词汇(“句丽”)联合构成的。因此,“高句丽”的语源和“帻沟溇”一样,本是一个城名。

??如果“高”是一个汉字转写,那么它的高句丽语源是什么呢?孙进己根据前引“沟溇”为城,意识到高句丽之“句丽”即是城,高句丽即高城,“高城当即山城之意”。*刘子敏也说“高句丽的正确理解应为高城”,*考古调查所见的高句丽多山城的事实,也支持这一联想。*可惜他们都未能给出进一步的解释,而这种解释还必须获得语文学(Philology)论证的支持。受前辈学者的启发,我在下面尝试作一论证,以求教于方家。

??我认为高句丽的“高”这个词的语源,极可能是表示“山”语义的一个词,这个词在《三国史记》里被转写为“达”或“达乙”。*比如新罗在高句丽旧境所置汉洲有达乙省县,“后名高烽”,*还有高木根县, “一云达乙斩”,*这两处用例中,“达乙”对应的都是“高”,可见达乙的词义可以引申为高。在另外一些有新旧对照的地名中,“达”对应的是“山”。兹举例如下:

??以上九个用例中,“达”都是对应“山”的,大致可以肯定,“达”就是高句丽语词汇“山”的汉字拟音转写。虽然很多学者很自然地就把高句丽语的“达”与突厥语(Turkic)表“山”义的(土耳其语)或tagh(维吾尔语)联系起来,*但突厥语表山的这个词的语源,似乎并不是很清楚的,有些土耳其学者甚至把它的语源与古汉语的“大、太、泰”联系起来。*也许白桂思教授是对的,他把“达”(tar)与古日语“多气(take)”、“多加(taka)”、“高(taka-i)”联系了起来。*《三国史记》还记录“高城郡,本高句丽达忽”,* “山城”被译作了“高城”,可见表“山”义的达或达乙(tar)又可以译为“高”。

??因此,高句丽原本是由表“山”的“高”加上表“城”的“句丽”(即“沟溇”或“忽”)组成的一个地名或部落名,“高句丽”即“山城”,与后来作为高句丽属县的“达忽”完全一样。可以想象,这个在山上建有城郭的部落,在政治发育方面正处于部落(tribe)与国家(state)之间。也正是在此阶段,该政治体(polity)获得了“山城”这个Identity并且稳定地保持了下来。《三国志》记“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可见北沃沮在得名上与高句丽一样,都与该政治体历史上建立城郭的某个阶段有关。高句丽又曾是西汉玄菟郡属县之一,如何评估这个阶段的意义还有待研究。随着这个“山城”的扩张、壮大,被它吞并征服的其他部族(城、部等)也都进入到这个“山城”的政治体中,获得了同样的Identity。

??当汉王朝接受了“高句丽”这个译法以后,汉字书写的“高句丽”随着汉朝文书制度一起进入到高句丽,汉朝官方文书中的“高句丽”的汉字读音反过来形成一个新传统,为高句丽统治者所接受,从而出现了新的Identity,绝然区别于“达忽”这样的地名了。

??而中原王朝所拥有的书写文化特权,表现为他们可以在“高句丽”、“高句骊”之间进行选择。“骊”表牲畜的字义,使高句骊在交往之初的国名环节上失去了对等的地位。乌桓与乌丸之间的选择也是同一个道理。中原王朝对东亚书写语言的掌握,显然与他们的军事和政治优势是同步的、相协调的。正是这些军事、政治优势与文字书写等等手段联合在一起,才构建了一个传统史观中以为理所当然的东亚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世界秩序。这个秩序中,甚至仅仅从国名(部族名)的汉文用字,就要力图显现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正如同使用奴(匈奴)、卑(鲜卑)这些字眼一样,在官方文书上采用高句丽还是高句骊,反映的是政治优越感背后文化工具的力量。

??汉魏官方的正式译名是“高句骊”,可是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高句丽”,这个变化的发生,显然是高句丽利用有利的外交时机促成了这个变化。而且北朝中后期出现以高丽替代高句丽的用例,其中最显着的是北魏宣武帝正始年间高句丽使者与宣武帝的对答中,都使用高丽而不是高句丽,虽然在正式的册书中还是称高句丽。*

??值得注意的是,南朝史书中存在着高句骊、高句丽、句骊、高骊、高丽混用的情况,比如梁武帝诏书里已提到“高骊”。*对这些记载需要分析。利用今本南北朝史书中的“高丽”用例来证明南北政权采用“高丽”的时间上限,*可能有一定风险,因为这些史书也许在编纂和流传的许多环节(特别是在唐代)发生改写。比如,《翰苑》引梁元帝《职贡图》高骊国题记,即作“高骊”。*而新近发现的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题记则作“高句骊”。*可见《翰苑》在编纂时根据唐代习惯改写了《职贡图》题记原文。类似的情况自然会出现在唐代编定的南北朝正史中,甚至也会出现在唐代流传的、编定于南北朝的史书中。

??比较之下,高句丽的金石铭文称“高丽”的用例值得特别注意。比如中原高句丽碑正面第一行有“五月中高丽大王祖王”的铭文,*是高句丽官方改用“高丽”国名的重要证据,研究者认定该碑树立于文咨王时期。*还有1963年发现于庆尚南道宜宁郡大义面下村里山四〇番地的延嘉七年金铜铭如来立像(现收藏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之背光铭文,亦称“高丽国”,时间当在539年或599年。*由此可知,南北朝后期的南北政权各自采用“高丽”,很可能是出于高句丽政权的主动要求,反映了非汉语世界与作为书写语言的汉语及其文化价值系统发生深度接触之后的反弹。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高句丽这个专名在音、义等方面都发生了漂移,作为“山城”的本义早已隐遁于岁月的深处。

??这就是我对“高句丽”语源的一点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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